梁启超的法治思想

近代中国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，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中，对西方资产阶级法学较有研究，著述最多，并且具有较为鲜明的资产阶级法学观点，对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梁启超在学习、翻译、介绍和宣传西方学者法律思想中，深受其影响，接受和吸收了资产阶级法治思想，他说：“今天立法以治天下”。“今世立宪之国家，学者称为法治国者，谓以法为治之国也。”梁启超法治思想之形成，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就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理论为根据。他曾经说过：“末学肤受如鄙人者，偶有论述，不过演师友之口说，拾西哲之余唾，寄他人之脑之舌于我笔端而已。”

梁启超对西方法治学说的学习、宣传、传播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上，而特别注重理论的运用，“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，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，使国民知受命所在，以自警厉自策进。”这就是说，要在理论研究的指导下，联系中国落后的现状，与西方进步发达国家作比较研究，找出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以及医治的良方。通过中西对比研究，进一步指出：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富强，中国之所以落后贫弱，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是否重视法制，是否真正做到依法治国。中国自秦汉以来，“种族日繁，而法律日简，不足以资约束。事理日变，而法律一成不易，守之无可守，因相率视法律如无物”，终于使法律“荡然”无存。此与相反，“泰西自希腊罗马”以来，“治法家之学者，继轨并作，赓续不衰”。特别是欧美各国近“百年以来，斯义益畅，乃至以十数布衣，主持天下之是非，使数十百暴主，戢戢受绳墨，不敢恣所欲，而举国君民上下，权限划然，部寺省署，议事办事，章程日讲日密，使世界渐进于文明大国之域。”梁启超得出的结论是“夫以一国处万国竞争之涡中，而长保其位置，毋俾陨越，则舍法治奚以哉。”中国“欲举富国强兵之实，惟法治为能致之”。

梁启超不仅从历史与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寻找实行法治的根据，提出法治是19至20世纪之交中国“救时”“存国”之“唯一主义”、“重要事业”，而且进一步从法理上去论证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：

（一）受孟德斯鸠学说的影响，梁启超首先把有无法律和法律是否发达看作是区分人类与禽兽、文明与野蛮的重要标志。

梁启超指出：“人何以尊于禽兽！人有法律，而禽兽无之也。文明人何以尊于野蛮？文明人能与法律相浃，而野蛮不能也。”梁启超进一步分析，法律之所以成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界标，其根据就在于法律是“治群”的重要手段。他说：“法者何？所以治其群也。”他认为，人类在同自然界的奋斗和竞争中需要结成“群”才能生存与发展。而“群”体内部的每一成员，各有其天赋人权，并为了保护与扩大这种权力而展开竞争。为了既要保证每个人所享有的天赋人权不受侵犯，又要保证不致于由于“群”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使整个“群”的存在与发展遭到破坏，这就需要有治理“群”的法律。法律“析之益分明，守之愈坚定者，则其族愈强”。

（二）法是“国家之意志”，“天下之公器”，国家应以立法治天下。

梁启超认为，一个人有个人的意志，一个国家有国家的意志，而法就是“国家之意志”的体现。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“国家之意志”，以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。

梁启超不仅认为法是“国家之意志”，而且认为法是“天下之公器”，强调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。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这个工具。“有示国斯有法，无法斯无国。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，非直迂于事理，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。”

（三）法是规定与保持合理的权利与义务界限之工具。

梁启超认为，人类为了生存，就必须结成社会，而人在社会中又都各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。怎样才能做到应享有的自由权利与应尽的义务“二者其量适相均”呢？这就必须有行为规范、条例法规。法律就是规定和保持合理的权利与义务度量定界之工具。法作为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，具有“定分止争”的属性和作用。

总之，梁启超认为，“以法治国”，“法之于治国”，正是为了“正定人民之权利义务，使国家之秩序，得以成立。”

梁启超在19至20世纪之交，不仅提出了“依法治国”的根据，展示了“法治”的思想渊源，论证了“法治”的必要性与重要性，而且进一步提出了怎样才能实行“法治”？关于这个问题，他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主张。

（一）以大陆法系为楷模，制定资本主义“六法”体系。

为了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，梁启超建议不仅要广泛地翻译、引进西方各国的法律学说，而且要翻译、引进西方各国的“国律、民律、商律、刑律等书”，以及“罗马律要（为诸国定律之祖）、诸国律例异同、诸同商律考异……公法例案（备载一切交涉事件原委）、条约集成等书”。以此为楷模，在中国首“立宪法”，制定包括民法、商法、刑法、诉讼法、行政法等在内的国内法。同时，还应加强研究和发展国际法。

梁启超通过对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的考察与研究认为，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法律体系中的核心与主体地位至为重要。他说：“宪法者，万世不易者也，一切法度之根源也。”正因为如此，梁启超认为：“定百世可知之成宪，立万年不拔之远猷”，“采定政体，决行立宪，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。”“欲维新中国，必以立宪法……为第一要义”。

由上不难看出，梁启超采取与制定“新法”的主张，实际上是以西欧大陆法系为楷模，建立资本主义“六法”体系，以取代中国封建主义的诸法合体的中华法系。他充满信心地预言：中国正面临一个改革旧法系、建立新法系的时代，“自今以往，实我国法系一大革新之时代”。梁启超这种思想，与康有为以建立“六法”体系的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思想是相通的，适应了中国古代法律向近代法律演变与转型的历史趋势，并共同成为清末政府制宪修律、开始实现法律近代化的思想渊源之一。

（二）为民立法，立法应以谋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宗旨。

梁启超认为，实行法治必须立“善法”、制“良法”。他说：“管子之言法治主义，以得良法为究竟者也。”什么是“善法”、“良法”？如何区分“良善”之法与“不良善”之法？梁启超认为区别两者的标准就在于法是为谁的利益服务？代表哪些人的利益？如果法的主旨是为了谋“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”，“循所谓最多数最大幸福之正鹄”，就是“善法”、“良法”。因为“众人之利重于一人，民之利重于吏，多数之利重于少数，昭昭明甚也。”与此相反，如果是以谋求个人或少数人之福利为主旨，就是不善之法、不良之法。总之，“治国之立法以国家及大多数人之福利为目的。乱国之立法以个人或极少数人之福利为目的。目的不正，则法愈多而愈以速乱亡。”

（三）立法权应归多数之国民，由专门独立的立法机构行使。

梁启超认为，实行法治极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立法权问题。“立法权之附属”问题，不仅是“为立国之大本大原”，是国家“政治之本原”，而且它直接决定法律的性质，关系到“国民之能得到幸福与否，得之者为多数人与否”，以及法治能否真正得到实现。

梁启超认为“立法权如果操于一人，必立有利于一人的专制之法；立法权如果操于众人，则所立之法必然是有利于众人的民主之律。”因此，要实行法治，在现代要使多数之国民能得到幸福，“皆以立法权属于多数之国民”。为了从组织制度上保证立法权真正为大多数国民所享有，梁启超又遵循孟德斯鸠论立法、行政分权之理，参照西方各国关于立法机构的设置，主张设置独立的、专门的行使立法权的立法机构。他说：中国“因事势，从民欲”，迫切需要设立一个独立、专门的立法机构，“立制改变，以利国民。”

（四）实行法治必须做到“法立而必施，令出而必行”。

梁启超认为，一个国家实行法治，除了首先根据国内外形势制定出“良善”的“新法”之外，还必须强调法的严肃性，坚决认真贯彻执行，做到令行禁止，取信于民。他说：“法也者，非将以为装饰品也。而实践之之为贵。”又说：“立法非以为观美也，期于行焉。欲养成人民遵守法律之习惯，则当一法之将颁，必先有能推行此法之实力以盾其后。若法意虽甚善美，而形格势禁，不获举而措之，则毋宁暂缓焉。”立法不是为了装饰门面，美观好看，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。如果法律立而不行，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与价值，徒具虚文。有法等于无法，还不如不立法。他说：天下古今之国家其得失的标准在什么地方？“亦曰法之立不立。令之行不行而已矣。”他赞扬先秦法家法治主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“法令不立则已，立则期以必行而无所假借”。

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、取信于民？梁启超十分推崇法家管子的一些主张，认为要实行法治，做到令行禁止，取信于民，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：（1）赏罚严明；（2）不得滥用法权；（3）划一性，简要性；（4）要适时，勿保守；（5）治于法律，一律平等；（6）不脱离国民文化程度、素质水平。

（五）司法独立。

梁启超根据孟德斯鸠的法理以及中外历史实际，明确提出要建立近代法治，必须充分认识“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”原则，“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”。因为“司法之权若与立法权或与行法权同归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，则亦有害于国人之自由权。盖司法权与立法权合，则国人之性命及自由权必至危殆。”因此，必须彻底改革中国封建司法制度，建立近代民主司法制度。